1、羌族民居建筑文化重构策略研究羌族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一。从炎黄到夏禹，以及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羌人与汉、藏、彝、哈尼、傈僳、纳西、景颇、白、普米、拉祜等中国西南藏语族群有密切的族源关系。_年5月12日的地震重灾区就在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都江堰一直到汶川、北川直至松藩、平武等地，都有着非常丰饶的人文资源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然而，在这次地震中羌族地区民居几乎毁坏殆尽，这对羌族这支古老的民族文化来说是一次大的转折点和挑战。在近十几年的灾后重建中，政府、专家、民间对羌族地区生活和生产的恢复都给予2、了极大的关注度。许多民族村寨由原来的自然村转变成了现在的“民族文化村落”（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也有所分歧，笔者比较赞同“露天博物馆”这一说法），新的羌族城镇和村落被快速地建立起来，建筑师们借鉴传统羌族民居的视点多着眼于建筑外观和民族特性的符号化运用上，鲜有关注民族建筑空间的文化内涵案例，而内部空间的布局直接关系到羌族人的生活起居、宗教信仰、习俗的延续等文化的传承。笔者认为，与羌族建筑相关的文化元素以及这些文化的再生与传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简单地叠加符号元素来获得。因此，融合Holland教授的CAS理论中对复杂系统的创新理念来指导汶川县龙溪乡的民居建筑文化构建与传承的研究。汶川县龙溪3、乡地貌多样，具有河谷、山川、高山民居建筑村落，既有灾后重建以发展旅游业为主的东门口寨，也有保存较完好拥有100多座土坯住宅、地处半山的垮坡村，还有目前仍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处高山的阿尔村。可以说，该乡较为立体地展现了羌族生活方式和民居住宅形式，对研究羌族民居建筑具有活标本的意义。同时，通过对该乡的民居建筑文化重构，可以研究为羌族地区建立更可行和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规划及建筑设计对策。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简称CAS），也称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Holland教授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发现了一大类系统，它是由一系列具有适应性的个体组成4、，他把这类系统叫作复杂适应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思想是：个体（元素）被称为主体（Agent），其自身具有目的性与主动性，是有活力（Active）和适应性的个体。主体可以在不断地与周围环境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积累经验”，并且通过学到的“经验”去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主动性及相互作用，不断改变着它们自身，同时也改变着环境，这才是系统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动因。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演变或进化的动力从本质上来看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促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其研究思路着重于系统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以它采取“自下而上”的演进路线；其最大特点是：个体具有智能性、适应性、5、主动性。基于CAS的组织理论范式与当前尚居主体地位的稳定平衡范式相比，可称得上是一次范式革命。在民族建筑文化的多元构成因素中的人、环境、物资、宗教活动等无疑都吻合了复杂适应性理论的特征，用以解析羌族建筑文化的建构，更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文化本来具有其稳定性和变异性，不能单纯强调其稳定性而忽略了变异性，限制了建筑文化的发展。一、目前国内外已有传统古建筑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的三种方式（一）修旧如旧这种做法一般用在寺庙和名人的故居等。（二）新旧并置强调修缮后的时代痕迹，使修缮的部位与原有部分有明显的区别，这种方式在欧洲的古建筑修缮中比比皆是。如法国的卢浮宫改建工程、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三）用现代的空6、间艺术语言与已存在的历史建筑进行对话这种方式在古建筑扩建、改建的过程中使用得较为广泛，已被普遍接受。用现代的空间艺术语言与已存的历史建筑进行对话，不是一味地迁就旧建筑，变得畏首畏脚，不敢对原本的旧建筑动手，也不是新元素与旧元素的简单叠加。它是通过传统元素的重构与融合，把新元素与生俱来的新鲜气息融入到旧建筑中，使这个新生体具有新的活力和自由，达到共生的目的。在古村落改造中，新生建筑必须能够融合进原有的村落大环境中。传统建筑语言与现代空间语言的对话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建筑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是极大的挑战，也有很多矛盾难以取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在过去和现在中有所偏颇，而是追求一种平衡，7、让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传承下去。如浙江金华浦江县的不舍，野马岭改造项目。在对灾后重建的羌族聚居地建筑现状调研中发现，现代羌族建筑重建方式主要有五种：修旧如旧型、生态型、传统风貌型、现代碉房型、川西民居型。这几种灾后重建建筑形式，除第一种符合历史性建筑修缮方式外，其余四种都没有对羌族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并在其研究基础上进行建筑文化的分解与重构，进而创造出新的羌族建筑文化语言，而更多的是从某一种已有建筑风格和形式上予以模仿，有急功近利之嫌。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不仅大部分中国城市的特质已基本丢失，本来充满文化活力和地方文化韵味的少数民族民居建筑也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趋于同质化，8、丢掉了其传承了几千年的地域传统和村落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民居建设，简单地将民族文化归结为符号的堆积，极大地摧毁了少数民族居住方式，民居建筑逐渐丧失了它的传统，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穿着羌族图形符号外衣由钢筋水泥砌筑的假民居，羌族民居的多样性和地域性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在城市建设中严重存在的同质化现象蔓延到新建的羌族民居建筑中，使山地羌族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传统是经过筛选的历史遗产，继承传统就是要找到历史遗产同当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以及生活方式的结合点。在系统理论和控制论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原有规划思想体现更多的是线性思维，它不具备足够的适应性以应对复杂的山地空间系统。9、例如：东门口村的建筑规划，主体是建筑外观而忽略了内在空间的文化因素，许多村民连传统建筑中的中柱神和火塘都已废弃，真正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在这一过程中丢失。这一行为主体是政府或者规划者而不是村民，是造成该村建筑缺乏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而沟内的阿尔村，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和规划者，但由于参与较少，建筑限定也较少，使建筑建造主体（村民）和动因复杂化，阿尔村的建筑环境更为生态和自然而有活力。这种相对自下而上的建造行为，与复杂适应性理论有谋合之处，才显现出村落较为生动的景象。二、汶川县龙溪乡羌族民居建筑文化传承的重点和策略（一）确定适应性主体的地位及动因。适应性主体即民居建筑使用者，因此，民居建筑改造主体应该10、是村民。他们既是羌族文化的携带者也是羌族文化的传承者。根据CAS理论体系的指导，个体可以自动调整自身的状态、参数以适应环境，与其他个体进行交互式学习或竞争，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或利益，这种自发的协作和竞争正是自然界生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根源。充分尊重主体，梳理其动因，是制定控制线的基础。（二）根据适应性主体动因制定控制线。根据笔者的多次走访和调研发现，该地区羌族人对本民族传统信仰中的释比文化和地位认同是非常坚定的，由该文化引申的传统庆典、生活习俗是稳固该地区文化的重要因素。设计者需要从空间设计上予以尊重和保留；另一方面，传统的羌族建筑设施及材料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羌人的生活起居要求，这部分可11、以结合现代住宅的生活起居基础设施标准予以改进，以提升羌人的生活质量。（三）政策扶持重点要理清角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较为缓慢的过程，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通常追求短、平、快的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将文化定义为固化外观符号和表演式的庆典活动，由于缺少正确的引导，导致人民群众功利地理解传统文化，缺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对于传统文化无正确的判断能力和坚定的基本立场。部分人群忽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出于各种目的将有些古典文化篡改得面目全非；部分人群盲目跟风和追求偶像崇拜，误将一些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所谓的信仰和潮流，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个人素养的提升。控制线是12、在认同和尊重羌族居民及其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对于单体民居建筑的形态设计的基本策略：新旧并置，在保留一部分传统材料及工艺的基础上，政府提供多个吻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新材料样本、新技术样本分造价层级提供给村民选择，个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在传统建筑技术的基础上予以改进和结合。在遵从复杂适应性理论的原则下，政府应该调整角色，由原来的规划者的主体地位，转变为辅助者、技术支持者，而当地村民才是行为主体。这样才能主动地将自身携带的文化融入到生活空间中，羌族文化才能生生不息的得以发展。物质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羌人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朝着现代化汉人的生活方式迈进，如果要保持羌人的民族文化以及建筑特色，就一味地让他们远离当代文化，并不能真正保留延续羌文化，这只是简单的线性思维。不论物质形式怎样改变，羌人对大山的依恋和敬畏，才是最值得尊重和延续的。所以，建筑并不在于对原有形式的模仿而应该配合时代的进程(物质水平)，才能真正留下羌人生生不息的与大山共存，保持他们对大山的依恋和敬畏。 4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