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园林古建筑庭院植物配置初探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植物栽植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殷代末期，由狩猎、游牧畜牧等为戏乐，开创了下一时代园囿之滥觞。苑，是指古代帝王养殖禽兽、种植林木的地方。随着农耕稼穑的发展，殷人常在居室周围筑墙围护种植梅、桃、木瓜、漆、桑、栗等植物，开始出现园圃。由于历史久远以及养护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在我国地上文物的大省山西，其园林古建筑庭院空间中，早期的树木遗留下来的也很少，现有的植物配置又难以反映当时的原貌，这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是困难的。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园林古建筑庭院中，大都少不了植物的点染。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国语中写道：“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郊2、野之意)食，以守路。”释名释道第六中也写道：“古者列树以表道”。在中国古代宗法伦理关系异常严格的社会，这个“道”字除了表示道路外，是否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即代表的是道义、秩序以及宗法伦理关系，“列树”是反映中国传统等级思想观念的一种手段。唐代武少仪在移丹河记中曾记有：“(高平县)在唐贞元十年，屯留令平原明济，假领高平建水神祠，列树建亭。”由此可知，在表现这种关系的场合，不仅有树，且往往成列，即有序栽植，它代表着的是一种“等级”和“秩序”。周礼春官冢人中也写道：“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可见，树木的数量同样反映出一定的等级关系。另外，早在原始社会，自然宗教盛行的时期是一个多神的3、时代，一切自然现象都被人们奉为神明。森林树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因此也被作为崇拜的对象。图腾崇拜是一种对自然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传说中，我国各种图腾崇拜中影响较大者为龙，而对植物图腾的崇拜则稍晚于对其他自然现象的图腾崇拜，这与原始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关。先民们既然有一个从狩猎经济向采集经济、农业经济的过渡，那么图腾也有一个从动物崇拜向植物崇拜的过渡，这是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图腾崇拜不仅有标记，还有一套崇拜仪式和禁忌。祭祖先有庙，而祭自然物、天地日月山川等则有坛。先民非常重视坛庙的设置，坛为装石之土坛，植树于其上，祭祀在坛上进行。中国古代有许多小国，以树木为国名或4、地名者颇多，如春秋时“杞国”、“棠”、“北杏”、“桃”、“栎”、“柽”等，均为当时之国名或地名，且这些树木多为该地的社木树种。这些社木代表土地之神，神圣不可侵犯。论语中曾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明刊三才图会民社图中写道：“民社古有里社，树以土地所宜之木。如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庄子见栎社树，汉高祖讲理枌(树名，白榆)榆社，唐有枫林社，皆以树为主也。自朝至于郡县，坛墙制度皆有定例。惟民有神社以立神树，春秋祈报，莫不群祭于此。”可见，社坛必植以树，不同时期，坛上的树木种类不同，并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二、“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自5、然观。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遵循“人与天调，天人共荣”总则，植物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份子，在传统园林中最不可或缺。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所著的园冶一书中指出：“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先乎取景，妙在朝南，倘有乔木数株，仅就中厅一二”。其三、树木本身是风景树、风水树，还是组织景观的手段之一。孟县藏山文子庙前石碑上写道：“藏山口有松树坡一所，其森耸秀似画屏，其森植似抽簪，实为藏山外之对观；荟蔚青苍，灵异不可名状也。”有些庙宇以树为庙名，足以得见树木在园林占建筑中的地位。山西高平县原村乡张庄村松珊庙有“龙松”、“凤松”两株油松。据碑载，庙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叫皇王庙，后因有这两株油松，庙6、名才改为“松珊庙”。1.园林古建筑中植物配置形式从计成园冶的“仅就中厅一二”一句中可知：园林中的植物并非都是对称布局的，而是或多或少，非常灵活自由。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规律可循呢?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创作意识的目的，主要是根据功能需要，来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适时、适地地去创造各种各样不同的情感氛围，即是说，中国古代建筑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功能、社会需要，伦理礼制是第一位的，物质功能则是第二位的。这些不仅体现在园林古建筑组群的布局之中，而且植物在园林古建筑中的配置方式，同样会表达这一思想。不难想象，中国古典园林中植物配置的方式，是与园林古建筑布局的意旨相一致的。1.1.规则式布局园林古建筑中如寺7、庙以及祠坛等，不论在宅门、山门或是在大殿前端，栽植的树木大都是分左右2株或4株等，株距相等，排列整齐，错落有致。植物的这种整齐、严谨的布局方式，代表的是一种秩序，亦即主次关系，正所谓列树以表“道”。因而在这种功能前提下，用对称式的植物配置形式是必然的，这种植物的对称布局同建筑一起，起着烘托环境情感氛围的作用。解州关帝庙庄严肃穆的端门，正前方矗立着“挡众”，即是要求文武官员及各色人物等必须在此下轿下马的标志，门前两株乔木犹如哼哈二将般立于左右，庄重威严，与建筑环境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极其贴切。其他如会馆、私家宅院等等，凡包含有类似思想内涵的庭院空间，植物均如此布置。山西万荣县汾阴后土庙建于北宋景德三8、年(公元1006年)，毁于16世纪末的水灾。祠内有一块刻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的庙貌碑还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此碑忠实地刻绘着当时建筑的总平面和主要立面。由碑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庙中植物配置都是对称布局的，而且多是三、五成群地栽植，反映了其较高的设计水平。明代绘制的山西太原崇善寺总图中，院内的树木也都是对称栽植。晋祠圣母殿殿前左右两株侧柏，相传为西周时期所植，距今已有3000多年。左侧的一株于清道光年初被伐，剩下右侧一株山北向南是30度角斜卧，最粗处胸围55m；运城关公祠堂书院衙署、祠庙二道门的路旁两边，长着4株侧柏，左右对称，据传为隋代所植；五台镇海寺西院内一左一右两株青杆，寿阳上湖峪大王9、庙门前两株油松一南一北，均极其威严；平遥襄垣村四神寺门前四角栽植4棵槐树，株距基本相等；晋祠王琼祠前两株银杏，在踏步两侧对称栽植，树龄已有450余年。有些古建筑两边的树木，虽是对称栽植，种类却不同，疑为后人补栽时更换所致。如无台山黛螺顶正殿前左右二树。1.2.自然式布局植物的自然式布局，多数情况下是应用于传统的自然山水园之中。自古以来，无论是皇帝的宫苑、官吏所置的衙署园林，还是文人士大夫、富商巨贾们的宅园以及书院衙署、祠庙会馆所附属的园林，都是为了“放怀适情，游心玩思”而建造的。他们或利用天然景区加以改造成为游息休养的生活境域，或在城市里创作一个山林高深、云水泉石的生活境域。中国人对山水的爱好10、十分深厚，对自然山水的追求由来已久。他们不仅要在居住生活中体现自然，而且还要在作为生活境域的园林里去体现自然。因此，寄情山水、亲近自然，成了他们生活中所追求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园林中的植物一般是模仿自然界的布局方式。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家对自然山水的亲近、对野逸之趣的爱好，不亚于世俗文士。佛寺为了追求自然山水环境向郊野发展，以放任林泉之间、享受山林之乐为修；城市中的寺院所附属的花园，则多以自然式的花木栽培创造出清幽雅致的自然式园林环境。园林寺庙周围环境，由于常常选择在向阳背风、濒水有林的岗阜地带，而且常常是由寺庙僧人们所占据或管理。僧人爱树历史悠久，因而周围植物长势一般都较好。山西蒲县柏山寺门11、前，有清代一知县制联，联曰：“伐吾山林吾不语，伤汝姓名汝难逃”足见僧人爱树成性。2.山西园林古建筑中树木的种类地处我国古文明发祥地黄河中下游的山西省，历史悠久，历朝佛事兴隆，香火旺盛，寺院、道观遍布全省，名胜古迹中古树古木甚多。自古以来，山西地方的村民就把古树当作风水树，顶礼膜拜，因而散落在村旁、道边、寺宇内的古稀大树有不少被保存下来。据统计，在众多的古稀树木中，槐树(Sophora japonica)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油松(Pinus tabulaeformis)、侧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旱柳(Salix matsudana)、小叶杨(Populus simon12、ii)、榆树(Ulmus pumila)、文冠果(Xanthoceras sorbifolia)、白皮松(Pinus Bungeana)、毛白杨(Populus tomentosa)、圆柏(Sabina chinensis)、银杏(Ginkgo biloba)、楸树(Catalpabungei)、皂荚(Gleditsia sinensis)等等。其中既古又多的则是侧柏和槐树。如周柏、周槐、秦柏、汉槐、隋柏、隋槐、唐柏、唐槐。其次是楸树、枣树(Zizyphus juju-ba)、银杏、油松、青杆(Picea wilsonii)、榆树等，如唐楸、唐枣等。据1955年第7期文物参考资料记载，山西五台13、山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古迹保养所。保养所除了进行古迹调查修缮、宣传保护文物政策等外，还把绿化环境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保养所在成立之后两年里，就在佛光寺共计植活杨柳、松柏、梧桐、槐枣等树5300余株，南禅寺也种活柏、枣树35株，在佛光寺院内修筑了10个花池。毫无疑问，成立保养所对于园林古建筑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古寺名刹植树不仅可以绿化美化环境，还能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但是，如果只为植树，不去探求种植的原则；只求数量，没有考虑树木的种类等，这种种植从园林古建筑保护的角度来说，就还不够全面。对于园林古建筑的植物种植，虽然不能像纯粹古建筑修缮技术一样“整旧如旧”，但也应该尽可能地做到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包括植物的种类、数量及种植方式。这样做，不仅对于园林古建筑的复原与保护工作大有裨益，而且对于传统园林古建筑的总体设计也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