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云冈石窟之行浅谈自己对佛教建筑文化的认识 （2011级 艺术学院 裴荣华） 2013年7月下旬，有幸参加班级集体活动山西省古建筑考察。 2013年8月3日，集体来到了位于山西大同、我国最大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的云冈石窟。 因为是第一次到石窟现场，不由得有少许激动。石窟就是开凿在河畔山崖上的佛教寺庙，最早的石窟是印度阿育王时期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公元前273-公元前232年间开始的石窟开凿。石窟作为寺庙，大多都用作僧人居住修禅，僧徒礼佛的场所。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始建于北魏时代，是当初为了供奉佛教创建的，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云冈石窟2、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虽然我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多，多以建筑角度去欣赏这些瑰宝，但也不失震撼。整座石窟气魄宏大，外观庄严，雕工细腻，主题突出。石窟3、雕塑的各种宗教人物形象神态各异。在雕造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期艺术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分，创建出云冈独特的艺术风格。云冈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 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114）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4、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5、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471-494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6、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494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7、，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延参法师曾从佛教的历史谈到现代文明。他说，二千五百余次的年轮更迭，佛教始终以其耀眼的光芒，照彻世界各地，在启迪昏蒙、开8、发智慧、指导人生、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与中国社会不断适应的历史，中国接纳了深具哲理和人文精神的佛教，同时，佛教更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与佛教的智慧密不可分。自佛教传入以来，无论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俗风情，还是华夏大地的文学艺术、山河景观，无不深深烙上了佛的印迹。可以说，因为有佛教的传入，才有了儒释道融合的传统文化，才有了薪火相继、更加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佛教已经成为一种基因，悄悄融入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古老智慧和文化创造力的源头。 佛教文化的感召力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弘扬佛教文化,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人类伦理道德规范都具有伟大的历史现实意义。